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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年前的4月26日，是我在I公司工作五年后的最后一個工作日。

到現(xiàn)在，已過去兩年了。

在這兩年里，我先是摸索了一條成為自由職業(yè)者的路，然后我又慢慢的從自由職業(yè)者變成了一名創(chuàng)業(yè)者。如今，我的團隊已經(jīng)有了五個人，三名全職，兩名兼職。

在這兩年里，我有過孤獨無助的時候，也有過焦慮擔憂的日子，有過為收入擔心恐慌的時刻，也常常需要在周末和晚上工作。但是，我從沒后悔過這個決定，相反，我覺得這兩年是我畢業(yè)后過得最快活的兩年。

人在什么時候是最快活的呢？

我想，那就是在活出了自己的天賦，踐行了自己的價值觀，并不斷向著自己真實愿景所努力的過程中。

前路依然未定，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給予人生的最大獎勵和報償，是那個比達到目的地更美好、更有意義的東西，難道不是嗎？

這種快活，在外人看來也許是驚心動魄的，畢竟它意味著你得放棄穩(wěn)定的工作和不錯的收入，然后去選擇一條不清晰、不確定、缺乏保障的路。

可是，你若從未體會過這種“成為自己”的自由感，就永遠都不可能了解它的價值和意義。

這種自由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有什么就有什么的自由。

這種自由，代表的是你有機會去最大程度的探索自己、發(fā)現(xiàn)自己、拓展自己，并活出自己的自由。

然而，與其他任何一件有價值的事物一樣，想要獲得它，就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。這種自由也不例外，你能否得到它的關鍵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技巧和方法，而在于你愿為之付出多少，以及放棄什么。

這篇文章是我兩年前辭職時真實思考的回放，它讓我想清了為了追求這種自由，我必須要放下的東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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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的厭惡

兩個選項放在你的面前，一個是可以直接拿走的一百萬，一個是有50%概率能拿走的一千萬，你會選哪個？

很多人都選擇前者，為什么？

因為“確定”！

這就是著名的“確定效應”。

它是由獲得諾貝爾獎的行為經(jīng)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提出的，它說的是：當人們面對確定的小收益與不確定的大收益時，一般都會選擇確定的小收益。

換句話說就是，當人們處于收益狀態(tài)時，大多數(shù)人都是風險厭惡者。

現(xiàn)在的工作，是確定的，即使收益沒那么大。而辭職后要去轉(zhuǎn)換的工作、自由職業(yè)或創(chuàng)業(yè)，即使可能的收益會很大，但也是不確定的。

所以，根據(jù)“確定效應”，大多數(shù)人都會選擇前者。而如果知道了這種心理傾向，你就會明白，它只是一種心理作用，而它并不意味著最佳選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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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的焦慮

什么是“身份的焦慮”？

英倫才子阿蘭德波頓曾寫過一本書，名字就是《身份的焦慮》。

這就是“身份的焦慮”。

辭職之前，我也有過這種焦慮。

一旦失去了企業(yè)的舞臺，職位的光環(huán)，我到底是誰？誰又在意我？

以前，我可以說自己是**公司大中華區(qū)市場部負責人，而以后呢？我又該如何介紹自己？

這就是實實在在的身份的焦慮。

那么，它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？

它由兩個因素所造成，分別是：“渴求身份”與“勢利傾向”。

什么是“渴求身份“?

“渴求身份”說的是：他人對我們的關注之所以如此重要，主要原因在于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對我們的看法。我們的自我感覺與自我認同完全受制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。

因為“渴求身份”，我們會將對自我的認識與評價建立在他人對我們的看法之上。

所以，如果大部分人認為離婚的人既可憐又失敗，那么即便你覺得婚姻無以為繼，為了避免這種看法，你也會選擇繼續(xù)留在那里。

同樣，如果大多數(shù)人認為離開一個穩(wěn)定工作是一件很蠢的事，那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辭職的。

什么是“勢利傾向”？

它的意思是：我們嫉妒的只是和我們處在同一層次的人，即我們的比照群體。所以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最難忍受的大概就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比我們成功。

所以，“勢利傾向”會讓我們終其一生都無法不去與周圍相近的人進行比較。

當比照群體里有人買了更大的房子，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房子不夠用了；當比照群體里有人在春節(jié)期間去瑞士自助游了一圈，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云南之行索然無味了。

當我們擁有的比我們“比照群體”的更多更好，我們就會覺得安全；相反，我們則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努力達到他們的水平。

然而不論是哪一種，我們都有明確的參照系，這種參照系會帶給我們身份的認同，隨之而來的就是安全感。

離開公司，去做自己的事，就意味著我得去對抗或消除這兩種身份的焦慮，當然是很難的。然而，當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阻礙也就迎刃而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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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制的安全

什么是“體制”？

《肖申克的救贖》這部電影中對此有段極為經(jīng)典的闡釋：

Brooks在出獄后獲得了我們每個人都無比珍視的自由，我們以為他會就此過上幸福的生活。誰知結(jié)果卻截然相反，在離開了監(jiān)獄這個體制后，他反而無所適從，找不到人生的意義與生活的目的，最終自縊而亡。

從本質(zhì)來看，每一種能給我們提供一定安全感，同時又將我們的自由限制一部分的都可稱之為“體制”；當我們長久的待在其中，就會跟不上外面的世界，從而適應力會被不斷削弱的都是“體制”。

所以，歐美外企是體制，日本企業(yè)是體制，臺灣企業(yè)是體制，私營企業(yè)是體制；就連婚姻、家庭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又何嘗不是體制。

當然，每一種體制的體制化程度會有不同，有的特別重，有的比較輕。

所以，當我們在外企中待得久了，一旦需要離開，就會覺得不知所措，希望還是再找一份外企的工作比較好。因為我們會覺得私營企業(yè)的工作不論是上班打卡，還是年終評估，感覺都是難以適應。

當我們結(jié)婚久了，習慣總有一人相伴，習慣某些事情總有另一人來做。一旦遭逢離婚，就會被譬如“外面的世界很可怕”，“孤單完全無法忍受”，“以后電燈壞了誰來修?！钡葐栴}嚇到魂飛魄散，然后便是說什么也不肯離開可能早已名存實亡的婚姻了。

所以，每當我們想要走出高墻，沖破體制的時候，都能“準確”而”生動“的預測到體制外的可怕。

于是，我們便會選擇繼續(xù)在體制內(nèi)待著，因為體制能夠帶給我們確定的安全感，而體制外的世界則是被不確定與恐懼充滿。

直到有一天這個體制因為其他原因不得不解散，就像Brooks刑滿釋放不得不走出監(jiān)獄一樣，我們才被迫的走出。

于我也是一樣，當我想要辭職、沖破體制的時候，恐懼感立刻像潮水般涌來。而直到我了悟了其中道理時，恐懼的潮水才終于慢慢退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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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錢的匱乏

以前，只要每次想到Gap year，我都會感到經(jīng)濟上的憂慮與金錢的匱乏，后來想要辭職時也是如此。

這使我深感困惑：在這些年里我已攢了足夠維持與之前相同生活品質(zhì)一段時間的錢，可為什么還會感覺到金錢的匱乏呢？

后來，我意識到，金錢的匱乏，未必是真正的匱乏，相反，它只是一種永不滿足的感受。

那么，是不是能夠達到“財務自由”，我們就不會再有這種”金錢的匱乏“感了呢？

這就要來聊聊財務自由這件事了。

其實，我們對于“財務自由”一直都有一個錯誤假設，那就是“只要財務自由了，我們就能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了?！?/p>

但真是這樣嗎？

第一，為什么必須要等財務自由，才能去做自己喜歡的事？為什么不能是現(xiàn)在就去做自己喜歡的事？

第二，到底什么是財務自由？

比如：

“財務自由”的定義永遠都在變，除非我們學會了如何去把握自己的欲望。

著名商業(yè)顧問劉潤曾說過一段很棒的話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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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結(jié)的斷裂

人是有社會屬性的，所以人需要彼此的連結(jié)，這種連結(jié)能夠給予人力量和生氣。

所以，當我們要跨越邊界，脫離現(xiàn)在習慣的時候，就會感受到這種熟悉連結(jié)的斷裂。這種感受有時會很強烈，尤其是當我們接下來要走的路是一個人的路，左右沒有陪伴。

當我們想要離開現(xiàn)在的公司，去另一家公司就職時，我們擔心在新的地方會無法再建立起現(xiàn)在這種溫暖愜意的同事關系，感到了安全感的缺失，于是就望而卻步了。

當我們想要離開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不愛的女朋友的時候，我們擔心自己無法承受隨之失去的親密連結(jié)，感到了安全感的缺失，于是我們選擇不再離開。

最后的話

就是這樣，因為上面五個原因，我們不愿離開原地，我們害怕連結(jié)的斷裂。

在想明白了這些事后，一切變得豁然開朗。

原來，我要面對的既不是金錢的匱乏，也不是身份的焦慮。原來，我要面對的只是人性的弱點。

正如哲學家海德格爾說的那句話：“人不自由時感到不滿，自由時感到惶恐?！?/strong>

現(xiàn)在，我已不再惶恐，在穿越了惶恐，面對了人性的弱點、放下了對于安全感的執(zhí)念之后，我走在了創(chuàng)造蓬勃人生的路上。